核心提示 2004年，怀疑手术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屏边老翁张树华将县医院告上法庭，此案成为云南艾滋病第一案，本报当时独家作了“云南艾滋第一案——艾滋老翁首打输血官司 ”的报道
2005年2月，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民事调解，张树华获赔22.5万元，但到底是不是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仍是谜
同年8月，怀疑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与血检仪器有关后，张树华将血检仪器代理商深圳市赛勒实验室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和当时供血的红河州中心血站告上法庭
今年3月，此案在红河州开庭……
云南艾滋首案掀血检波澜
特派记者宋小波发自屏边 一封来自北京的陌生人的来信，为已作了民事调解并一次性补偿被告人22.5万元的云南艾滋病第一案（怀疑手术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屏边县老翁张树华将县医院告上法庭）掀起了波澜，且变得扑朔迷离……
蹊跷
补偿金与艾滋病无关
张树华家住屏边苗族自治县玉屏镇平田村，2003年12月1日下午5点左右，他正坐在装满桑树叶子的大卡车上，从大深沟村往屏边县城方向走。这时，公路上的一根树干将他从车顶上挂了下来，他的左臂左腿顿时就被摔断了。
在被送往屏边县人民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后，2004年1月8日，医院准备给张树华做手术。张树华的爱人广如珍说，做手术时，张树华听到手术医生说：“两个血调不合。” 后来有医生告诉她说，由于血调不合，只能先做手臂手术，可临近手术前，“医生又告诉我可以两个手术一起做了。”广如珍问：“不是血调不合吗？”医生说，“勉强调合了。”
手术后，800毫升来自红河州中心血库的血液被输进张树华的体内。
张树华手术后的骨折一直未能愈合，家人以医疗事故的理由多次找县医院理论。在该县卫生部门出面调解下，医院答应再次为张树华做手术，并于6月11日将张树华接到县医院，做了相关的术前检查，但接连几天都没有做手术的动静。在广如珍一再追问下，院方说：“检查结果要一个月后才能出来。”劝张树华出院。
医院的这种表现，引起张树华一家的怀疑，一再追问下，7月1日张树华被再次抽血检查。7月3日，医院告诉张树华，经过县、市、州三级医院的鉴定，结果一致：张村华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二次手术做不了了。
张树华说，当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是输血时被感染的。”
随后，张树华将屏边县人民医院告上法庭。
据了解，庭审时查明，医院在为张树华治疗左股骨骨折方面，有着明显的医疗过错，“但对其输血过程操作规范，血源正规，属无过错输血。”医院还提供了红河州中心血站提供的证据：供给张树华的血液是由6名献血者提供的，采血前检验，6名献血者HIV均是阴性。而且，客观上也不能排除张树华在医院输血前，已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可能。
最后，法官们认为，此案最好以调解结案。因为，如果判张树华败诉，也不能排除他确实是在医院手术时输入了处于窗口期（即现有科技检测不出来）的供血者的血液。一旦如此，身已残疾的张树华将会被推向死亡的边缘。可如果判决医院承担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责任，同样缺少必要的事实依据。
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由医院于2005年3月30日前一次性补偿张树华22.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这份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上看到，“双方医疗纠纷就此了解”字样的中间，专门加了括号内的内容：“张树华左股骨骨折未愈合问题属于屏边县人民医院责任；张树华的艾滋病病毒感染问题与屏边县人民医院无关。”张树华的艾滋病病毒来源，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
传言
张树华有意赖县医院
日前，记者赶到平田村。在村民引领下，山坡上的一户木门大开的院落出现在眼前，村民指着院门说：“这个就是张树华的家了。”进了院门，院子里的空地上晾晒着金黄色的谷物，敲门不闻人声。正犹豫间，从院门外进来一个背着竹筐的农妇，她笑着说，“你是记者吧？”
这个农妇就是张树华的妻子广如珍。看得出来，几年来，她已在这个小院子里接待过不少记者了。
谈起与医院达成协议之后的生活，广如珍苦笑了起来。她说，虽然邻居们表面上不说什么，但从很多亲戚朋友那里，也听到不少闲话，“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有人说我老倌在外面嫖女人、吸毒，才得下这个病，之后再去赖医院。”
“第一次调解时，我们要求赔9万元医院都不给，只愿意赔4.5万元，为什么最后又给了22.5元？”广如珍说，医院当然有责任。当时女儿听了医院的说法后气得不得了，对医院说：“要不然，我给你们5万元，只要你们医院把我爸爸的病治好。”
广如珍说，要让传言停下来，只有把事实弄清楚。因此，在状告县医院前，自己四处找朋友询问如何做医疗鉴定的问题，还到红河州及云南省医学会咨询相关情况，最后终于将张树华的病历封存了起来，为日后的状告工作做好准备。“就算只为了这些个传言，这个官司也要打到底。”
#p#副标题#e# 心酸
10米外的“隔离”生活
广如珍在讲老伴的遭遇时，泪水一直不住地流。张树华从一间偏房里听到声音，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了出来。
广如珍说，自从张树华出了车祸，他们俩就没有住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他的腿，到了检查出有艾滋病病毒，那就更不敢睡一张床了。
张树华家的院门口左侧加盖了一小间木屋，面积不过六七平方米，里面只架了一张床。木屋门口放着一张半高圆木桌，上面摆着洗漱用品，靠墙边还放着一只黄色铁碗。“我记得很清楚，出院那天，就是2005年3月30日，我就住在这里了。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我看得很开，不然怎么跟病魔做斗争！”张树华指着这间木屋，又看看10米外的正房说，以前自己和老伴都住正房，自从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们之间说话的时间就很少了，“白天她要出去为我的事跑这跑那，晚上又不能睡在一起，没有机会说话。吃饭也是分开的，我在我的小桌子上吃。有时她回来得早，可以一起瞧瞧电视。”
广如珍插话说：“万一他的牙齿出血，孙子孙女们都小，传染上了对谁都不好。”张树华听了沉默着。广如珍说：“他想得明白。”
张树华共有3儿3女，大儿子和3个女儿都在昆明打工。大儿子张绍昌生有两个孩子，由于长期都在昆明，不能照顾孩子，只好将他们放在父母家里。“他也很担心传染，回来提到过两次，说听说艾滋病病毒有母婴、性和血液三个传播途径，到底准不准确？”广如珍说，儿子的担心可以理解，可也没有其他办法。“前两天，有亲戚请吃饭，三儿子的儿子没人带，就给他说，让他晚上跟他爷爷睡，他不愿意，说爷爷有艾滋病！”
问起对未来的打算，老俩口沉默不语。张树华说，“我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得上这个病！”
案件代理律师
“只做弄清事实真相！”
特派记者宋小波发自开远 2005年3月31日，原本应该是一个结束的日子，因为张树华在出院回到家里的同时，也拿到22.5万元补偿金。后来的生活，尽管充满小心、有些隔阂以及莫名其妙地得了艾滋病，却无法找到原因的无奈，但有了这22.5万元，今后的生活也算是有了些着落。广如珍说：“拿到这些钱时，没有感到高兴，但很踏实，因为这笔钱会让我们以后的生活好过一些。”
然而，一个月后的一天，广如珍路过村委会大门时，有人叫住了她，“有你的一封信，中央来的。”她说，当时还以为是中央电视台寄来的，因为之前她曾向中央电视台写了4封反映情况的信，但一直都没有回音。可一拿到信才知道，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我要为这个人保密，所以我不能说他的名字。”广如珍说，写信的人说，他从电视里看到张树华的遭遇，想帮助他们。据这个人了解，张树华遇到的情况很可能与血液检测仪器有关。这个人还说，如果广如珍想继续追究此事，就请律师跟他联系，“他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帮助我。”
后来，广如珍通过陌生的北京人在信中留下的电话号码与这个人对上了话。他向广如珍大致地介绍了他所了解到的这一设备所存在的问题。这样，广如珍想要将老伴感染艾滋病原因弄明白的愿望，又一次在心底强烈起来。她立即找到曾帮助过自己的红河电视台的一位姓王的女记者，并联系上了云南锡都律师事务所、如今的代理律师周文明。
记者了解到，这位写信的陌生北京人，姓王，是一个相关医疗器械设备的经营商。
也许，2005年5月的一天，当周文明律师从广如珍手中看到那封北京来信时，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诉讼的过程会如此地漫长。随着他对案件调查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感觉到：“这关系到我国防艾工作的健康发展，事关重大，情况危急。”
决心！
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
2005年5月19日，周文明通过寄给广如珍的信中的电话，与北京的写信人王先生取得联系，两人交谈后约定5月29日在昆明见面。这天，周文明从王先生的手中拿到能确认红河州中心血站所使用的血液检测仪器是瑞士帝肯公司的产品，同时也得到另外一条重要信息：该产品因存在设计缺陷，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向厂家发出的召回令以及警告信。
6月，周文明收到王先生从山东烟台寄来的美国FDA发给瑞士方面的召回令以及警告信的中英文资料。之后，周文明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起草了一份律师函同时发往美国FDA和瑞士帝肯公司。12天后，周文明接到美国FDA的国际电话，但因为语言沟通的问题，直到第二天晚上才从一位英语老师口中得知，美国FDA已收到律师函，并将按程序规定向周文明提供帮助。
在所有能准备的工作都做完后，周文明于2005年8月与广如珍一起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将瑞士帝肯公司、仪器代理商深圳市赛勒实验室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及红河州中心血站，全部告上法庭。
在等待法院立案的过程中，周文明又发现，从1988年到2004年期间，陕西、辽宁、广西、云南等4个省区的血液中心及中心血站，都陆续购买了瑞士帝肯公司生产的这一系列血液检测仪（GENSIS RSP系列产品），数量达28台之多，如今几乎云南省各州市的中心血站都在使用这一系列产品。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在2004年中国输血协会第二届输血大会的一本论文集及中国地区输血学术交流会论文汇编上，文山州中心血站的张兴明、谢进，河北沧州市、河南南阳市及北京、山东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都同时对这套设备中的全自动加样器及酶免分析仪出现的常见故障，进行了反映和分析。有些结论说，这些问题可以导致将HIV阳性误检测为HIV阴性，问题血液会被正常化。
“一个农民在医院看病都能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这是一件很可怕事。何况全国有28台这种有问题的仪器。”周文明说，2005年9月7日，他分别给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中国卫生部及云南省卫生厅写了一封信。
他在给胡总书记的信中说，瑞士厂家接到美国FDA的召回令和警告信后，已派专业人员对设备进行了整改和重新组合，可是在我国“这些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至今仍在继续使用，事关重大，情况危急，请总书记给予重视。”
正是这封给胡总书记的信，由国家信访局批复转发给国家药监局，并引起云南省药监局的重视，2005年10月23日，省药监局的3人调查组到红河州调查情况。
记者从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2005年的那次调查，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结论。该局办公室张宏柱介绍说，红河州中心血站使用的这台血液检测仪器是1998年购进的，而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4年才成立，这种回溯调查存在很多困难。另外，国务院2000年4月1日起颁布施行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也是在该设备购进后，因此很多手续调查时的标准都会不同。
无奈？
原本是一起跨国官司
“如果偷懒，我可以打成产品官司，只告深圳市赛勒实验室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那样就简单多了。”周文明说，虽然在本月8日的庭审中，该公司向法庭提供了工商营业执照，说该公司是2006年10月才注册成立的，从未代理过这种血液检测产品。但是，“我在该公司的网站上看到，他们自己说公司前身是北京赛勒，并为众多血站及医院客户服务长达8年之久，也有8年的独家代理该产品资历。”
在该公司的网页上，记者看到公司简介中的第一句话是：“ 深圳市赛勒实验室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企业，其前身北京赛勒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中国知名的酶免设备服务商，为众多血站及医院客户服务长达8年之久……”网页还介绍说，瑞士帝肯（TECAN）公司于1979年创立。
广如珍将相关的3家单位告上法庭后，引起省内外各级媒体的关注。同时，瑞士公司委托美国贺金豪森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的赵玲律师，给周文明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全面否定了他的调查结论，认为“美国的召回令及警告信中所涉及的RSP产品缺陷问题，与中国地区使用的同类产品无关。”
周文明说，当时自己受到言语上的威胁，之后这位律师又表示可以针对赔偿问题进行协商，“我对她说，如果对张树华的赔偿可以谈，但是对于仪器缺陷问题，没有什么可以谈的。”
记者了解到，广如珍向法院递交诉状后的一个月，云南某媒体收到一封来自瑞士帝肯公司发来的电子邮件“5点声明”，声明称：美国的召回令、警告信与在中国使用的帝肯RSP仪器没有任何关系。声明还说，2005年1月，中国国家卫生部和中国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就曾对该召回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组织过调查，最后证实该被召回的产品是帝肯临床工作站（TCW），该产品从来没有在中国销售过，帝肯公司不存在违反中国医疗器械监管法规的行为。
周文明介绍说，在本月8日的庭审中，之所以放弃将瑞士帝肯公司作为被告的主要原因是涉外官司的复杂，需要各级政府的支持，同时大量的材料翻译费用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我们咨询了翻译公司，翻译材料的费用标准是240元/千字，当事人没钱，这笔开支算都没算就放弃了。”
#p#副标题#e# 动摇……
当事人开始怀疑律师能力
“我想做的就是要弄清事实真相，可阻力越来越大。”夜里10点，周文明在他的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医院是防治艾滋病的最后一道屏障。目前，这些进口的血液检测仪器存在问题，对百姓的威胁很大。退一步讲，“不管艾滋病是不是因为检测仪器的“失误”而造成的，既然设备已在其他地区被检查出了问题，我们就应该把其当作真的来看。因为，后果太严重了。”
2005年9月13日，也就是广如珍的诉状递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后一个月，立案庭电话通知张树华案已正式立案，一周后广如珍到法院交纳了1万多元的诉讼费。但仅过了两天，法院通知该案收回重新立案审查。
记者找到这封裁定书，重新立案审查的理由如下：案件属于民事案件，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均不在该院辖区，该院没有管辖权。
这之后近一年的时间，为了立案，这一份特殊的诉状历经周折。昆明市中院驳回起诉后，周文明用了一招，双管齐下：一方面上诉云南省高院；另一方面将这份诉状辗转于北京市一中院、北京市二中院、北京市一中院、北京高院、深圳市中院。就在诉状地省外来回周转时，2006年8月31日，云南省高院传来消息，“上诉有成立的理由，移送红河州中院。”
“我不理解为什么立案会是这样难？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周文明说，不但他自己有时候会很困惑，就连当事人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能力。在四处申请立案时，广如珍不但在电话里催促周文明，还多次来到周文明在开远的办公室问：“周律师，我的案子还有没有希望？老倌浑身起豆豆，再这样拖下去，恐怕熬不到那一天了。”
“案子进展的快慢真不是我能决定的。”从周文明的脸上，可以看到他对这个案子的无奈。
庭审
两被告无责辩护
本月8日，此案在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被告深圳市赛勒实验室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认为，该公司是2006年10月才注册成立的，并且从未代理过红河州中心血站所使用的血液检测产品，因此与张树华的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无任何关系。
红河州中心血站则认为，血液检测仪器的质量问题，应该是产品生产商和经销商的责任，与产品的使用者无任何关系。
原告则称，深圳赛勒在其企业网页上称，其前身是北京赛勒，并且说公司独家代理该产品并为众多血站及医院客户服务长达8年，2006年才解除独家代理。该公司的办公地点、电话等都与深圳赛勒相同，并且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均为同一人，也跟北京赛勒同为一人。原告请求法庭追加深圳赛勒、瑞士生产厂商的北京代表处作为被告。
原告还认为，当时给红河州中心血站献血的6个人如今只找到4个。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证实血站的血液质量。红河州中心血站应该负有责任。
本案延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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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厅：
瑞士血检设备仍在用
记者杨抒燕 记者从云南省卫生厅了解到，这10多台帝肯血液自动样品检测设备是20世纪90年代末从瑞士进购的，分布在全省各州市血站，目前卫生厅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设备出错会导致假阳性和假阴性的通知和召回信息，因此这些设备还在继续使用。
据悉，早在2005年，瑞士帝肯公司就在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国的召回令、警告信与在中国使用的帝肯RSP仪器没有任何关系，实际情况是，FDA于去年11月向帝肯美国公司发出一封警告信，内容与帝肯美国公司以及帝肯临床工作站（TCW）的软件有关，这是帝肯公司成立25年以来收到的唯一一封FDA警告信。简单来说，可以认为，当时的召回行动及美国FDA发出的警告信均与RSP仪器没有任何关系。